马寅卯、张千秋二先生在《中华读书报》（1999，5，19）上撰文《别尔嘉耶夫遭遇出版灾难》激烈批判我和吴学金合译之《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一书，文章摆出真理在握的姿态，但是，其中却暴露出马张二人几个错误观点；在批评文风方面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而对我所写的译序，其责难或源于马、张知识性错误，或属于虚构。
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我就马、张之文针对我的译序提出的有学术价值的责难予以回答，并就教于读者诸君。而对于我所译部分的正文，马、张之文并未指出错误（我深知，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这里就不浪费版面了。马、张之文涉及到的实际内容是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一书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马、张认为：译者将它界定为“宗教思想专论”“显然是荒唐的”；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地道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其实，哪怕读一下原著就会明白：此书并非马张所谓“地道的社会思想史”，而实在是一部以宗教思想为基本观点展开的俄罗斯共产主义思想专论。作者并未撇开自己一贯的宗教思想来谈论俄罗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将它贯穿在全书的导言和全篇行文当中。而像马、张之说是一部“地道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却难以成立。理由是：首先，“史”对人物、时间、事件出处等因素的考据是十分严格的；但作者此书却并不在意这些因素的严格性，也未对人物思想背景和连续性作足够的交代，未对作品出版的年代和版本作基本的厘定。其次，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并未像“史”的写作那样，顾及思想的绵密、周详，而采取挑出几个他觉得重要的论题予以论述。挑出几种观点予以论辩，以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这种写作方式究竟属于“史”还是属于“论”呢？再者，关于“宗教思想”性质问题。作者说：“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为东正教会所造就。它获得了纯粹的宗教体系。这种宗教体系保存下来了，直至当代，直至俄罗斯虚无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出现。”在另一本书里，作者写道：“我把共产主义了解为关于难于实现的基督教职责的揭示。……对我来说，共产主义不仅是基督教的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危机。”对俄罗斯民族灵魂的“宗教性质”的论断，在全书中比比皆是。马、张不致于视而不见。
第二，对作者写作此书的主旨理解问题。我认为它是面向西方读者而写的书。本书的最初版本是英文（1937年），随后是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荷兰文，直到1955年才在西方出版俄文版，而在俄罗斯出版俄文版则到了1990年。作者说：“在国外我写了很多论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字。我企图思考这不仅对于俄国的命运而且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巨大意义的事件。我作了思想上的努力，以便超越双方的斗争，清除情感因素，不仅看到共产主义的局限，而且看到它的真理。”（《自我认识》中译本234页）这表明，写作有关共产主义的著作，是为了自我反思、抗议周围的精神环境、廓清自己与斯大林共产主义的种种区别。在当时的西方，写作有关共产主义和俄罗斯革命的书，是很多的。误会、偏见和诋毁，也是习见的。我们从罗曼·罗兰给斯大林的一封信里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境，而罗曼·罗兰此刻与作者同时生活在法国。马、张急急忙忙来攻击译序作者，却恰恰暴露出他对写作此书具体语境的失察。
第三，马、张说“译者错误地把该书的俄国读者当成了书的主人公”，其实，错误的是马、张自己。俄罗斯共产主义是俄罗斯全民族的精神探索和实践，无论他们在这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多么大的偏差、走过多么大的弯路，都属于俄罗斯民族，他们不是这本讨论自己民族的共产主义探求的书的主人公，谁是？照马、张的说法，那些生活在苏联国内的俄罗斯人就不是本书的主人公，他们不是书中所叙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而只有西方的俄文读者才是，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接受。
